他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研究室副主任，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管理系统负责人之一。

  他曾任“东风五号”洲际导弹和“长征二号”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，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，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。

  “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（现在他已经去世了），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，我回国了，他留在了美国。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，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。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（民兵导弹），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。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（上世纪80年代），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，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，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，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。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，我的回答是，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，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!从第一颗、第一枚导弹、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，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，白手起家、自力更生，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，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。能为此奉献一生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。”

  梁思礼出生于1924年8月24日，他出生时，梁启超已经50岁，他的母亲，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。

  梁思礼，比自己的大姐梁思顺小了三十多岁，梁思顺的小儿子都比他大两岁。梁思顺的小儿子叫“小Baby”，梁启超便幽默地叫梁思礼“老Baby”，将它汉化一下，梁思礼便有了“老白鼻”这个昵称。

  梁启超对梁思礼很是宠爱，他工作的“饮冰室”，一般不允许子女出入，但梁思礼却是个例外，他可以自由出入“饮冰室”，在里面看父亲从世界各国买回的、放在书柜最下面的明信片。

  1927 年，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：“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，是我最好的休息。”“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，非常聪明，又非常听话，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。 他读了十几首唐诗，天天教老郭（保姆）念，刚才他来告诉我说：‘老郭真笨，我教他“少小离家”，他不 会念，念成“乡音无改把猫摔”。’他一面说一面抱 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，惹得哄堂大笑。”

  梁启超去世后，梁家家境一落千丈，母亲王桂荃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。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王桂荃将家里的旧楼变卖给了天津富商。

  虽然生活艰辛，但王桂荃继承了梁启超的遗志，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，为了供孩子们学习和生活，他不得不每天出去兼职打零工。

  1935年，梁思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，抗战爆发后转入耀华中学，1941年，梁思礼从耀华中学毕业。

  此时，家里的经济更困难了，但王桂荃还是通过朋友，帮梁思礼申请到了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，然后又变卖了一些值钱的物件，凑到了400美元交给梁思礼。

  王桂荃把100多美元包好，揣进梁思礼的口袋，临行前她告诉儿子：“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，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。”

  梁思礼刚到美国半个月，“珍珠港”事件爆发，美日宣战，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，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。在美国留学8年，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。

  梁思礼说：“我那会儿在学校当侍者，端盘子，洗碟子洗碗。后来第二个暑假因为我学会游泳了，就当救生员。总之就是全靠自己。”

  嘉尔顿学院是一个综合性大学，读了两年后，梁思礼便想转入工科大学，因为他一直有一个“工业报国”的梦想，他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，他要学一门技术来报效祖国。

  正好那时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租借法案，对盟国给予帮助，其中就有资助在美国留学的盟国学生，每个月75美元。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，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，转入有“工程师摇篮”之称的普渡大学，学习电机工程。

  普渡大学三年的课程，梁思礼仅用两年就学完了，1945年，顺利从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。

  但求知若渴的梁思礼完全不满足，他随后进入辛辛那提大学深造，学习自动控制，并在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，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。

  1949年9年，梁思礼和姐姐梁思懿一家，以及许多爱国留学生，登上了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，起程回国。

  在邮轮上，他们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，高兴不已，决定庆祝一番，但他们都没见过新中国的五星红旗，只知道是黄五星，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，用红药水染红，在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，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，权做国旗。

  梁思礼本科学的是电机工程，主修无线电，硕士和博士学的是自动控制。建国之初，自动控制尚无用武之地，于是，梁思礼被分配到了邮电部的一个研究所，设计建造无线电天线。

  在研究所，梁思礼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，他和一位组长负责建设发射台和接收台。从设计画图，到采 购，到加工，一直到最后建成，投试，基本全都是我他们两个人做的，最后大概在1952 年建成。这是梁思礼为祖国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席卷到了梁家，梁思礼突然被领导找来谈话，要他交代问题，他说他没问题，结果就被关了禁闭。那些天，梁思礼白天被问，晚上关在办公的地方里反省，还要写材料，后来又搞“车轮战”，就说他有经济问题。

  被逼无奈的梁思礼，只好交待了一些，但第二天又觉得不对，要翻供，结果又被批评态度不好。

  原来，梁思礼回国后，经济上有所好转，便将自己的美元全给了母亲王桂荃。后来王桂荃又将天津的房子全卖掉，便有了一大笔钱，来北京买了房子后，还剩下许多。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中，有些跟王桂荃打个交道的人被反，便乱咬人，王桂荃也就受到了牵连。

  就在梁思礼被剃了头，准备去“劳改”时，领导找到他说，你的事查清了，你没事了。

  时间来到1956年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，钱学森就是院长，研究院下设十个研究室，梁思礼加入到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研究室，任副主任。他曾经学习的自动控制，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从此，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。

  1960年，梁思礼作为控制管理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“东风二号”的研制。一年多时间，导弹研制出来了，将于1962 年 3 月在靶场试射。

  梁思礼记得很清楚，他的妻子即将分娩，临行前，他对妻子说，如果生的是男的，就叫梁凯，是女的，就叫梁旋，他要凯旋而归。

  “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， 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 300 米的地方，炸了一 个十几米的坑。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就像爆炸似的蘑菇云起来了，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燃料。我 们后来就开车去看，心情非常懊丧，饭也吃不下。 不过我虽然没凯旋回来，我的女儿还是叫了梁旋。”梁思礼在采访中对记者说。

  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，梁思礼（左二）与（左五）、钱学森（左四）等在发射现场合影

  1966年，梁思礼主持“东风五号”洲际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，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“长征二号”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，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“文革”的风暴席卷而来，作为梁启超的儿子，梁思礼被称为“保皇党的孝子贤孙”，立了专案，受到了“批判”、“靠边站”等不公正待遇。梁思成、梁思庄、梁思懿、梁思达、梁思宁几位哥哥姐姐已经被关进了牛棚。

  后来，周总理把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，梁思礼白天工作，晚上不能回家，到了下班时间就到图书馆。

  有了周总理的保护，梁思礼暂时安全，但他的母亲王桂荃，作为“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”，财产被抄，自己则被赶入阴暗的小屋。当时王桂荃已经到了肠癌晚期，80多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，最终于1968年离开人世。梁思礼请示当时的军管会，要去为母亲奔丧，却被要求“划清界限”，未获批准，最终母亲尸骨未存。

  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娘去世的时候，不在她身旁，连她的骨灰都没机会收起来。”梁思礼的心中无限悲痛。

  更令人悲痛的是，梁思礼的大儿子梁左军，由于父母工作烦忙，一直跟着奶奶生活，那时他还不满十岁，奶奶的死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后来一直精神不正常，最后跳楼自杀了。

  在那些日子里，梁思礼不计个人职务名位，强忍丧母的悲痛，在逆境中和各种干扰下努力开展科研工作。

  1971年9月10日，梁思礼主持研制的弹载数字计算机，参加了中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，一举获得成功。梁思礼为我国的洲际导弹装上了大脑。

  后来还参与了远程导道、”长征二号“、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检测系统等研制工作。

  在梁思礼为国铸剑的一生中，他研制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捷联惯导系统，开辟了战略导弹“惯导化”道路。他研制地地战略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，任型号副总设计师，首次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。他曾任航天计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管理系统总设计师，实现地面测试设备标准化、通用化、模块化。他还是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软件工程化的倡导者。

  这些名词，普通人看都看不懂，但梁思礼在风暴摧残中，仍全心全意为国铸剑的爱国精神，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肃然起敬。

  有人曾问梁思礼：“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？如果1979年回国，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。”

  梁思礼说：“什么话？！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，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！ 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，从来不后悔！对于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人，我想说，‘是好样的， 就要学成回国。’”

  梁启超虽然在梁思礼五岁时就去世了，但他的言行品格，通过王桂荃的教导，以及他留下的家书与著作，传递到了梁思礼身上。

  梁思礼曾对记者说：“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，他的忧国忧民，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‘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’。”

  梁启超曾在家信中写道：“我的生活内容，异常丰富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，亦未 始不在此。我每历若干时候，趣味转过新方面，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，如朝旭升天，如新荷出水， 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，极有价值的。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，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。”

  这一点，梁思礼也学了下来，他说：“我与父亲一样，崇尚趣味主义。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， 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，要来何用？”

  在美国留学时，梁思礼曾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，几经征战，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。

  梁思礼是音乐发烧友，在“文革”期间大反“封资修”时，他都会在卧室用毛毯遮严窗户，摆好苏联带回的留声机，把声音放到最小，拿出心爱的唱片放给孩子们听。

  梁启超认为：“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。”“则种种烦恼，皆为我练智练力之助。随处皆我之学校也，我何畏焉，我何怨焉”。

  1974年，50岁的梁思礼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正阳“五七”干校劳动当“猪倌”，他每天高高兴兴地戴上套袖，穿上围裙，打猪草、拌猪食、清猪圈。

  20多年后再回忆起，他铙有兴致地说：“都说我抓质量是全面质量管理，其实我养猪也是这样，从配种、小猪接生、催肥到最后吃肉，每个环节我都一丝不苟。当然，屠宰时我一般都不在，主要是不敢下手。”

  梁启超生前，一直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他九个子女，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，没有想到他死后，最小的儿子梁思礼，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。

  2014月14日，梁思礼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看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，一天一天地地强大起来，他为祖国铸的剑，也在后辈的手中越磨越利。

  梁思礼郑重地回答：“为祖国的强盛，为中国航天事业做了一点事情，在这个了一点痕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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