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梁启超幼子曾担任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设计师一生为国铸剑

时间: 2024-04-23 01:45:59 |   作者: 潜污螺旋离心泵

  他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研究室副主任,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管理系统负责人之一。

  他曾任“东风五号”洲际导弹和“长征二号”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,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,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。

  “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(现在他已经去世了),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,我回国了,他留在了美国。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,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。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(民兵导弹),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。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(上世纪80年代),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,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,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,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。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,我的回答是,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,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!从第一颗、第一枚导弹、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,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,白手起家、自力更生,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,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。能为此奉献一生,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。”

  梁思礼出生于1924年8月24日,他出生时,梁启超已经50岁,他的母亲,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。

  梁思礼,比自己的大姐梁思顺小了三十多岁,梁思顺的小儿子都比他大两岁。梁思顺的小儿子叫“小Baby”,梁启超便幽默地叫梁思礼“老Baby”,将它汉化一下,梁思礼便有了“老白鼻”这个昵称。

  梁启超对梁思礼很是宠爱,他工作的“饮冰室”,一般不允许子女出入,但梁思礼却是个例外,他可以自由出入“饮冰室”,在里面看父亲从世界各国买回的、放在书柜最下面的明信片。

  1927 年,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:“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,是我最好的休息。”“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,非常聪明,又非常听话,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。 他读了十几首唐诗,天天教老郭(保姆)念,刚才他来告诉我说:‘老郭真笨,我教他“少小离家”,他不 会念,念成“乡音无改把猫摔”。’他一面说一面抱 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,惹得哄堂大笑。”

  梁启超去世后,梁家家境一落千丈,母亲王桂荃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。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王桂荃将家里的旧楼变卖给了天津富商。

  虽然生活艰辛,但王桂荃继承了梁启超的遗志,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,为了供孩子们学习和生活,他不得不每天出去兼职打零工。

  1935年,梁思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,抗战爆发后转入耀华中学,1941年,梁思礼从耀华中学毕业。

  此时,家里的经济更困难了,但王桂荃还是通过朋友,帮梁思礼申请到了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,然后又变卖了一些值钱的物件,凑到了400美元交给梁思礼。

  王桂荃把100多美元包好,揣进梁思礼的口袋,临行前她告诉儿子:“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,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。”

  梁思礼刚到美国半个月,“珍珠港”事件爆发,美日宣战,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,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。在美国留学8年,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。

  梁思礼说:“我那会儿在学校当侍者,端盘子,洗碟子洗碗。后来第二个暑假因为我学会游泳了,就当救生员。总之就是全靠自己。”

  嘉尔顿学院是一个综合性大学,读了两年后,梁思礼便想转入工科大学,因为他一直有一个“工业报国”的梦想,他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,他要学一门技术来报效祖国。

  正好那时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租借法案,对盟国给予帮助,其中就有资助在美国留学的盟国学生,每个月75美元。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,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,转入有“工程师摇篮”之称的普渡大学,学习电机工程。

  普渡大学三年的课程,梁思礼仅用两年就学完了,1945年,顺利从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。

  但求知若渴的梁思礼完全不满足,他随后进入辛辛那提大学深造,学习自动控制,并在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,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。

  1949年9年,梁思礼和姐姐梁思懿一家,以及许多爱国留学生,登上了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,起程回国。

  在邮轮上,他们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,高兴不已,决定庆祝一番,但他们都没见过新中国的五星红旗,只知道是黄五星,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,用红药水染红,在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,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,权做国旗。

  梁思礼本科学的是电机工程,主修无线电,硕士和博士学的是自动控制。建国之初,自动控制尚无用武之地,于是,梁思礼被分配到了邮电部的一个研究所,设计建造无线电天线。

  在研究所,梁思礼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,他和一位组长负责建设发射台和接收台。从设计画图,到采 购,到加工,一直到最后建成,投试,基本全都是我他们两个人做的,最后大概在1952 年建成。这是梁思礼为祖国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
  就在这时,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席卷到了梁家,梁思礼突然被领导找来谈话,要他交代问题,他说他没问题,结果就被关了禁闭。那些天,梁思礼白天被问,晚上关在办公的地方里反省,还要写材料,后来又搞“车轮战”,就说他有经济问题。

  被逼无奈的梁思礼,只好交待了一些,但第二天又觉得不对,要翻供,结果又被批评态度不好。

  原来,梁思礼回国后,经济上有所好转,便将自己的美元全给了母亲王桂荃。后来王桂荃又将天津的房子全卖掉,便有了一大笔钱,来北京买了房子后,还剩下许多。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中,有些跟王桂荃打个交道的人被反,便乱咬人,王桂荃也就受到了牵连。

  就在梁思礼被剃了头,准备去“劳改”时,领导找到他说,你的事查清了,你没事了。

  时间来到1956年,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,钱学森就是院长,研究院下设十个研究室,梁思礼加入到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研究室,任副主任。他曾经学习的自动控制,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从此,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。

  1960年,梁思礼作为控制管理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,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“东风二号”的研制。一年多时间,导弹研制出来了,将于1962 年 3 月在靶场试射。

  梁思礼记得很清楚,他的妻子即将分娩,临行前,他对妻子说,如果生的是男的,就叫梁凯,是女的,就叫梁旋,他要凯旋而归。

  “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, 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 300 米的地方,炸了一 个十几米的坑。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就像爆炸似的蘑菇云起来了,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燃料。我 们后来就开车去看,心情非常懊丧,饭也吃不下。 不过我虽然没凯旋回来,我的女儿还是叫了梁旋。”梁思礼在采访中对记者说。

  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,梁思礼(左二)与(左五)、钱学森(左四)等在发射现场合影

  1966年,梁思礼主持“东风五号”洲际导弹控制管理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,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“长征二号”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,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。

  就在这时,“文革”的风暴席卷而来,作为梁启超的儿子,梁思礼被称为“保皇党的孝子贤孙”,立了专案,受到了“批判”、“靠边站”等不公正待遇。梁思成、梁思庄、梁思懿、梁思达、梁思宁几位哥哥姐姐已经被关进了牛棚。

  后来,周总理把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,梁思礼白天工作,晚上不能回家,到了下班时间就到图书馆。

  有了周总理的保护,梁思礼暂时安全,但他的母亲王桂荃,作为“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”,财产被抄,自己则被赶入阴暗的小屋。当时王桂荃已经到了肠癌晚期,80多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,最终于1968年离开人世。梁思礼请示当时的军管会,要去为母亲奔丧,却被要求“划清界限”,未获批准,最终母亲尸骨未存。

  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,就是娘去世的时候,不在她身旁,连她的骨灰都没机会收起来。”梁思礼的心中无限悲痛。

  更令人悲痛的是,梁思礼的大儿子梁左军,由于父母工作烦忙,一直跟着奶奶生活,那时他还不满十岁,奶奶的死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,后来一直精神不正常,最后跳楼自杀了。

  在那些日子里,梁思礼不计个人职务名位,强忍丧母的悲痛,在逆境中和各种干扰下努力开展科研工作。

  1971年9月10日,梁思礼主持研制的弹载数字计算机,参加了中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,一举获得成功。梁思礼为我国的洲际导弹装上了大脑。

  后来还参与了远程导道、”长征二号“、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检测系统等研制工作。

  在梁思礼为国铸剑的一生中,他研制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捷联惯导系统,开辟了战略导弹“惯导化”道路。他研制地地战略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,任型号副总设计师,首次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。他曾任航天计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管理系统总设计师,实现地面测试设备标准化、通用化、模块化。他还是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软件工程化的倡导者。

  这些名词,普通人看都看不懂,但梁思礼在风暴摧残中,仍全心全意为国铸剑的爱国精神,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肃然起敬。

  有人曾问梁思礼:“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?如果1979年回国,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。”

  梁思礼说:“什么话?!你为什么这么说?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,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! 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,从来不后悔!对于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人,我想说,‘是好样的, 就要学成回国。’”

  梁启超虽然在梁思礼五岁时就去世了,但他的言行品格,通过王桂荃的教导,以及他留下的家书与著作,传递到了梁思礼身上。

  梁思礼曾对记者说:“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,他的忧国忧民,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‘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’。”

  梁启超曾在家信中写道:“我的生活内容,异常丰富,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,亦未 始不在此。我每历若干时候,趣味转过新方面,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,如朝旭升天,如新荷出水, 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,极有价值的。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,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。”

  这一点,梁思礼也学了下来,他说:“我与父亲一样,崇尚趣味主义。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, 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,要来何用?”

  在美国留学时,梁思礼曾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,几经征战,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。

  梁思礼是音乐发烧友,在“文革”期间大反“封资修”时,他都会在卧室用毛毯遮严窗户,摆好苏联带回的留声机,把声音放到最小,拿出心爱的唱片放给孩子们听。

  梁启超认为:“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。”“则种种烦恼,皆为我练智练力之助。随处皆我之学校也,我何畏焉,我何怨焉”。

  1974年,50岁的梁思礼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正阳“五七”干校劳动当“猪倌”,他每天高高兴兴地戴上套袖,穿上围裙,打猪草、拌猪食、清猪圈。

  20多年后再回忆起,他铙有兴致地说:“都说我抓质量是全面质量管理,其实我养猪也是这样,从配种、小猪接生、催肥到最后吃肉,每个环节我都一丝不苟。当然,屠宰时我一般都不在,主要是不敢下手。”

  梁启超生前,一直有一个遗憾,那就是他九个子女,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,没有想到他死后,最小的儿子梁思礼,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。

  2014月14日,梁思礼在北京逝世,享年91岁。在他的有生之年,他看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,一天一天地地强大起来,他为祖国铸的剑,也在后辈的手中越磨越利。

  梁思礼郑重地回答:“为祖国的强盛,为中国航天事业做了一点事情,在这个了一点痕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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